我在北大学考古

　　在华农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月以后，苏亦的文章《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终于完成初稿了。

　　整篇文章，除了借鉴丁颖教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丁颖教授是“中国稻作学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

　　苏亦也不能怂，他的文章文献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他会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这方面的才华，那不是白学了？

　　因此，他特意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稻”是如何从向全世界传播的。

　　他把稻谷的语言系统分为中国、印度、南洋三大系统。

　　首先论述，稻从中国向曰本的证据。

　　比如，日语的“Kome”即“谷米”的对音，“ho”（穗）即“禾”的对音。我们南方口音就称“稻”为“谷”或“禾”。

　　至于“稻”从印度西传也可以论证，比如印度的泰米尔语称稻为arishi，后经阿拉伯人演化成arruzz或uruzz，而希腊人又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aruza，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进水稻，西班牙语称为arroz，从此欧洲人对稻的称呼就变成意大利语rize、rizo；德语rcis；法语riz；英语rice；俄语рис。

　　至于南阳语言系统，也差不多，稻发音为padi，米为bras，这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可能是马来人于史前时期迁徙到印尼的时候传入的。

　　甚至，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15个以IR（国际稻）命名的品种进行溯源，结果发现全部品种都有印尼品种Cina，这一语音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跟“China”的谐音几乎是一致的。

　　然后他又开始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对于甲骨文“稻”的考释。

　　其实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习惯称稻为“谷”，各种文献考证都称为“谷”，这个原始母语“谷”的语音下限不迟于七千年。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梵语的词汇去论证印度各民族对稻的发音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没啥演变继承关系，不成体系。

　　这个时候，苏亦的半吊子梵语基础也开始派上用场了。

　　综合上面的结论，很容易就得出中国稻作并非从印度传入的。

　　不然，稻作真的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话，也会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样，带进来许多印度的外来词汇。

　　诸如“浮屠”、“菩萨”、“舍利”此类的词汇。

　　从历史语言方面论证，苏亦很容易就得出汉语“谷”的语音早于印度，说稻作从印度传入中国完全就是谬论。

　　他这个部分，写的很嗨。

　　几乎把他此前所学，一股脑儿的倒了出来。

　　要不是文章篇幅有限，他都快刹不住车了。

　　要论对曰本以及印度的熟悉，他并不比国内考古界的其他学者差多少(嗯，局限于年轻一辈)。

　　为了学佛教考古，一直在专攻日语跟梵语，好不容易写文章，碰到丁颖教授论证的稻作命名“曰本型”以及“印度型”，他不写点东西，都对不起自己的一生所学了。

　　实际上，有了丁颖教授的在稻作命名上的抗争，以及一系列出土谷物的发现，稻谷是从曰本传入中国的结论，早就被推翻了。

　　曰本学者，也都接受了这个认知。

　　甚至，部分曰本学者，这些年来，利用酯酶同功酶的电泳分析，整理亚洲水稻品种的电泳同工酶谱，认为亚洲的中国西南、泰缅、印度东北是稻种的变异中心，由此扩散传播。

　　而曰本的水稻就是经过长江过海传播过去的。

　　所以打脸小曰本的事情，老一辈学者已经做得够好了。

　　苏亦锦上添花即可。

　　不过多赘述。

　　他所以写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致敬丁颖教授的学说观点，并不是核心内容。

　　考古发现，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实，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华南地区，差不多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台湾”。

　　非要较真的话，79年之前，这些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其实没有办法支撑起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说法的。

　　至少两广地区的珠江流域、两江流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并不多。

　　在广东，只要石峡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距今近5000年，广西方面就更加可怜，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贵港和合浦汉墓中发现随葬稻谷，却从未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栽培稻痕迹。

　　相比较广西，云南的稻作遗存，就比较多了。

　　云南滇池池东岸遗址有发现。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有发现。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有发现。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谋大敦子遗址，发现有4000年前的稻谷遗存。

　　也难怪湖南农学院的柳子明先生会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东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著名。整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可以说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长盛不衰，一直持续到两千年以后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从地域分布的说法，仅仅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作起源“长江下游说”就比“华南说”靠谱很多了。

　　然而，苏亦却是知道国内最早发现稻作遗址是在什么地方。

　　根据前世的考古成果，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万年前后。

　　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他是从结论去推导过程，怎么可能如此简单粗暴就提出“华南说”，他的华南说其实是“新华南说”，他不是按照“华东六省”来划分华南地区。

　　他根据华南亚热带来划分的，从而是从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直接湖南跟江西都地方都划入其中。

　　甚至可以说，只要是中国南部就是华南地区，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都算。

　　这点有点耍流氓了。

　　但，苏亦也给出自己的判定标准。

　　第一，地形气候。

　　第二，人文因素。

　　第三，考古发现。

　　前面两个因素，都可以各种吹嘘，一点问题都都没有。

　　第三个标准，就有难了。

　　现在的考古发现，根本支撑不起来他的说法。

　　那怎么办呢？

　　只能根据现有的各种考古发现去推导。

　　从早期的仰韶遗址出土的印有稻壳印记的陶片说起。

　　1954年发掘的无锡仙蠡墩遗址、1955年发掘的湖北屈家岭以及天门石家河两处遗址、1958年南京庙山。

　　到七十年代发掘的吴县草鞋山，以及河姆渡遗址。

　　这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现的遗址，他全部都罗列出来。

　　最后，苏亦给一个结论，中国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分布。

　　然后他还大胆预测，在湖南、江西两地，长江以南的华南地区，最后可能发现出中国最早的栽培稻作遗存。

　　甚至，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极有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

　　反正是推测，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然而，文章写完，让梁家勉几位师长审阅，都有些哭笑不得。

　　他说的太笃定，也太具体了。让一帮师长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梁家勉先生先是夸奖他文献基础夯实，又夸奖他的语言才华出众，最后才建议，“要不，你把最后部分关于江西年仙人洞遗址的言论删除了？这样写，很容易引起争议。”

　　苏亦怎么可能删除，他在钓鱼呢。

　　于是，他笑道，“真理不辨不明嘛，只要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就一直存在。”

　　梁家勉先生笑，“小家伙还挺有志气的，我是研究农史的，只能从文献的角度去评判你的文章，仅仅是这个角度，这篇文章就写得很有水平。至于考古部分，还是让你们杨老师来给建议吧。”

　　显然，他也认可苏亦的大部分观点，至于最后预测部分，他也接受苏亦的解释，不再劝说。

　　等到杨式挺看完文章，无奈道，“你小子胆子还真大，确定不删除这个部分？”

　　苏亦说，“我觉得观点尖锐一些比较好，这样的话，会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

　　“你在博眼球？”杨式挺皱起眉头。

　　苏亦说，“我想帮梁老造势，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农业研究关注农业考古，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去一趟江西跟陈先生交流，如果能够到万年仙人洞遗址实地考察，就更好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杨式挺也不再建议他删除。

　　年轻人有锐气也未尝不可。

　　而且，整篇文章的质量极高。

　　就算是他，也自认为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文章。

　　既然如此，为何过多干预呢？

　　于是，杨式挺建议，“要不，你去中大找一下梁钊涛先生，有他的推荐，可能有机会发表到《文物》或者《考古》，不然，用你的名义去投稿，可能会排很久，也有可能被拒稿，到时候你只能发到《农业研究》，这样的话，你想要扩大影响力的用意就落空了。”

　　人家《农史研究》都创刊了，你才发表，这顶多是锦上添花，算不上雪中送炭。

　　不仅如此，真靠《农史研究》发表，就不是帮梁家勉先生而是受人家的恩惠。

　　苏亦接受杨式挺的建议。

　　当天就去中大。

　　当梁钊涛先生看到他的文章，也笑起来，直接说他大胆包天。

　　但是，梁钊涛教授站着的角度更高。

　　也没有劝说他删稿，而是说，“既然你打算从人文因素去论证稻作起源在华南，并且是史前人类从采集捕猎成逐渐向史前稻作农业过度的主要地区，就不能忽略人类学部分。从民族学的角度